首先是网络的传播特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偏执狂才能成为舆论领袖，这是网络时代一种病态的价值取向。客观理性的观点，很难吸引眼球，极端的道德判断才是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在网络这个信息海洋中，谨慎的言辞根本没人注意，只有激烈的言辞、夸张的姿态和极端的判断才能被关注、被转发，才能使自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舆论领袖。尤其是微博兴起之后，140字的限制，更加短瞬、碎片的传播压力，加剧了言论极端化，挤压了理性表达的空间。

　　然后是媒体标签化的误导。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思维，很多时候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被其预设的极端化标签诱导。一事当前，某些媒体不是客观地报道真相和还原事实，而是热衷于贴标签。出了车祸，先贴一个“富二代宝马闹市飙车撞人”的标签；发生冲突，便去寻找“官二代”、“富二代”、“官员”、“富人”之类易点燃情绪和引发争议的标签。标签引导之下，受众就不会细读新闻，而是根据标签的想像去构造事实，作出极端判断。当然，“极端主义”还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相关，其实，舆论中有不少客观中立的理性判断，可一些媒体为了追逐冲突，根本不会去打捞和发掘那些理性的声音，而只会选择性地夸大极端和放大冲突。不是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而是消费那些偏激的情绪。从这个角度看，“极端主义”有时是媒体报道营造的幻象，理性的声音缺乏报道的价值，选择性的传播屏蔽中，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最后，极端主义泛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阶层的两极化。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下，富人是垄断着财富资源的少数，穷人是充满着“相对被剥夺感”的多数，而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则并未壮大。这是一个危险的失衡和断裂状态，这种状态最容易滋生极端主义情绪和思维。极端主义情绪，一方面是阶层的对立冲突所产生的，吃肉者与喝粥者是无法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交流的，惟有话语暴力相向；另一方面，垄断着权力和财富资本的精英是少数人，而多数的穷人却容易利用人数众多和道义优势制造舆论，这种阶层对立和博弈的格局，极易形成极端主义的思潮。

　　所以，化解中国当下舆论空间中的极端主义，需要新媒体的净化，需要民众的理性，需要媒体的职业自律，更需要解决贫富拉大这个制度性问题。媒体不要总盯着那些极端言论，而忽视平和沉默的大多数，要善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政府要容忍那种言论上的微词，怕的不是言论和思维的极端，而是改革停滞所导致的行为极端。当然，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触及体制核心的关键改革，来消除滋生极端主义思潮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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