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师昌绪院士“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真正从事基础研究的人过少。师昌绪说，新中国成立之初，若问小孩将来想干什么，很多人表示想当科学家。而现在，年轻人“不是想当官就是想当企业家”(据5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师昌绪院士的这种担心和忧虑是对一种社会病的直面，因为年轻人“不是想当官就是想当企业家”确实不正常。不过，笔者的问题是，当年轻人“不是想当官就是想当企业家”，作出选择的年轻人当然要反思，但更值得反思的恐怕是社会。

　　也就是说，应追问是什么因素导致年轻人“不是想当官就是想当企业家”？离开了这样问题的辨别，一味地诟病和抨击年轻人，在笔者看来，是一种南辕北辙，更是把社会问题让年轻人承担的错误方式。可以说，离开了社会的诱导，离开了社会的土壤，年轻人有可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吗？任何个体都是理性的，如果社会把做官从政当做人生成功的衡量标准，年轻人有什么不去追求呢？当社会所有人都直奔功利化的目标前行时，有什么理由苛求年轻人去坐冷板凳而不是选择当官经商呢？

　　张维迎先生曾说，“在过去200多年，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最优秀的人才流向了企业，但在我们中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仍然在政府，所以西方把企业做大了，我们把政府做大了。“那么，该批判的仅仅是年轻人吗？曾流行于微博上的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获得特权。对权力威力的体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遭遇过，甚至都诟病和谩骂过，但是，在不知不觉间，你我或都加入到了这场集体无意识的洪流之中——一边诟病，一边主动加入。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尴尬，而在这种事实面前，年轻人的选择与其说需要批判，不如说是社会非理性的整体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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